柏林的性博物馆建成于1996年，1997年7月我访问了它。
这家博物馆座落在靠近火车站和动物园的大街上，属于繁华地区，位置很好。这幢大楼有六层高，属于比亚特·乌沙（Beate Uhse）公司所有，这个公司是德国的一家专门经营性用品的生产、销售的一个集团，据说老板是一个十分富有的老太太。大楼的第一层除了性博物馆的入口处以外，便是一个比较大的性用品商店，卖性工具、性药、色情出版物（包括音像制品）、性趣用品等。由于这几年来中国国内的性保健商店也如雨后春笋，这些商品对我来说已经不稀奇了，我们就直上博物馆所占的第二、三楼。
我一面进去，心里一面纳闷，这个博物馆为什么不叫“性博物馆”（Sex Museum）或“性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Sex Culture）而叫“色情博物馆”（Erotic Museum）呢？“色情”二字不太雅，档次也低。这个问题我没有问黑伯乐教授，进去以后，我才逐渐体会到“此中三昧”。
二楼、三楼的面积不算太大，但加在一起也有1300平方米左右，布置得曲则有致。展品真是琳琅满目，丰富极了。那么多的具有性爱意义的木雕、石雕和铜雕，来自欧洲、非洲、南美和印尼（印度尼西亚有个巴厘岛，木雕为其特产，多有性爱的含义），那么多的中国古代春宫画和日本“浮世绘”，令人目不暇接，真不知道是从哪里收集来的。欧洲古代用以禁锢妇女的贞操带，我知之久矣，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实物，竟有七八件之多，我不胜艳羡地想：“如果能分给我一件作收藏和展览，多好啊！”（那时我没有想到三四年后我会收集到两件中国古代的贞操带）还有一个小橱里陈列着三块挂表，把表壳打开，表面上是一男一女的性交图，而秒针则是男子的阳具，一秒钟跳动一次。这一类的挂表多为欧、美19世纪至20世纪初制造，我曾见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七八年前北京琉璃厂的一家古玩店，要我18000元，实在买不起。第二次是在上海，这次买家要我45000元，我也只能望“表”兴叹，而在这里，竟陈列了三块！
这个博物馆还隔出一些小间搞模型陈列。例如一个小间布置成监狱状，一个女子正在里面遭受性虐待。另一个小间布置成家庭状，一个女子伏在地上，裸露的屁股高高耸起，一个男子则用一个三角架支撑的老式照相机在拍摄她的屁股。还有一个小间布置成纽约大都市的夜景，灯火辉煌，中间站着玛丽莲·梦露的模型，她穿着白色的轻纱裙，前面有一个隐蔽着的吹风机，不断地吹风，使她的纱裙不时飘起，从而露出性感的“噱头”。
我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它们也许能博得一般观众的好奇，但对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总希望看到的东西使自己在学术上有所启示。但是在这方面，这个博物馆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丰富的展品，只有对单件展品的说明，而没有将具有同一含义的展品加以组合说明一个历史现象（例如在我的博物馆里，一定会把贞操带和女子缠足凳、女子刑具、妓院用品等放在一起，说明古代对女子的性压迫现象），实在遗憾。
我向黑伯乐教授谈了我的看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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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一下他又说：“在这个博物馆里，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商业气，这和你我都有关系呢!”
他领我去了一个小房间，这是德国著名的性学先驱赫希菲尔德的纪念室，陈列着赫希菲尔德的头像和有关的资料和照片。使我十分意外的是这里还陈列着1994年第五届柏林国际性学大会上黑伯乐教授授我以“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时的照片，照片上黑伯乐教授笑容可掬，而我则手捧鲜花与奖状，喜气洋洋。同时，我为主编黑伯乐教授为顾问的中国两万例性调查报告的英译本也陈列在那里。
我们走出这个博物馆了，我还有一些疑问没有解决。“比亚特·乌沙的老板真有本事，这么多性文物是怎么收集起来的?”
“那位老太太有钱嘛!有钱就好办事。”黑伯乐教授说，“这里的大部分展品本来是慕尼黑的一个收藏家所有的，这个收藏家曾办过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前两年，他的藏品被这个老太太以不可抗拒的价格全买过来啦!”
“什么叫不可抗拒的价格?”
“打个比方说，这件东西本来只值100元，有人出100元、300元买，可能你还不肯卖，那么出1000元、 2000元呢，你卖不卖?”
黑伯乐教授又告诉我，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些展品也是从几个收藏家手中成批地买来的。“你见到三楼几个玻璃橱里许多有性爱含意的烟斗吗?那本来是一个的德国教授所收藏的，他喜好收藏烟斗，什么样的烟斗都收藏。他一死， 那位老太太就以高价从教授的遗孀那里把这些烟斗全买下了。留下有性爱含意的烟斗在这里，把另外的烟斗又转卖了。”
我闻之黯然。在这种社会里，金钱的力量何其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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